一位58岁的母亲，从苏北老家坐大巴赶到杭州，想去帮女儿带娃。她带了一箱子零食和小衣裳，做好了早起晚睡、买菜做饭带孩子的全部打算。结果到女儿家的第一顿晚饭上，女婿放下筷子说：房子太小，不方便。方案是让丈母娘住小区对面的青年旅社，一个床位五十块，白天过来干活，晚上回去睡。
她没吵没闹，第二天凌晨五点四十起来熬了粥、炒了菜、拖了地、擦了灶台。然后拉出行李箱走了。
这位母亲在苏北的纺织厂拧了大半辈子螺丝钉，退休三年。日子像白开水，没什么滋味也饿不死。老伴还没退休，天天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工装骑电动车上下班。四月份女儿打来电话，声音沙得像砂纸蹭过耳朵：“妈，你帮帮我呗。”亲家母腰坏了，直不起来了。就这一句话，她当天晚上就开始收拾箱子。
老伴坐在餐桌旁看她忙活，憋出一句：“我要是半夜犯了病，打120人家能找到门不？”这是他一贯的表达方式，从年轻时候就不爱说软话。她把降压药按天数分好，把水管阀门、电费怎么交、裤子的扣子用哪根线缝，一样一样写在便利贴上，贴在冰箱最显眼的位置。第二天一早老伴骑车送她去车站，站在车窗外头，风吹得白头发乱飘，最后只蹦出三个字：“到了说。”
大巴从苏北开到浙北，麦子地变成茶山。她在车上把日子都盘算好了：六点半起床做早饭、七点四十送幼儿园、回来买菜、上午带小宝晒太阳、中午做饭、下午哄睡顺便收拾家、傍晚接孩子回来再张罗晚饭。累，可谁到了这个岁数不是这么过来的？
到了杭州东站，女儿来接她。碎花裙子松垮垮挂在身上，下巴尖得能戳人，一手抱着老二一手牵着朵朵。八十年代的老房子，六楼，没电梯。两室一厅转不开身，墙角堆着奶粉罐尿不湿快递箱子像座小山。她心里落了块石头，但没来得及想自己睡哪儿，女儿已经忙开了。
傍晚女婿下了班，手里拎着菜，客气地喊了声“妈”。饭吃了一半，他放下了筷子。房子太小，孩子夜里闹，大家住一起别扭。对面有个青年旅社，一个床位五十块，包月一千出头，白天过来干活，晚上回去睡。五十块。床位。旅社。
她扭头看女儿。女儿低着头往嘴里扒饭，腮帮子一鼓一鼓的，始终没抬头。厨房水龙头滴答滴答漏着水，客厅里玩具发出走了调的儿歌。她没有拍桌子，没有摔筷子，只是问了两个问题。小宝夜里醒了谁管？女婿说晚上他们自己来。凌晨五点从旅社走过来开门，晚上九点再走回去，这条路你走过吗？黑不黑你清楚吗？他端起水杯抿了一口，没接话。
那顿饭是她这辈子吃得最长的一顿饭。夜里她躺在那张不到一米六的布艺沙发上，腿弯着伸不直。隔壁小宝哼唧了两声，她条件反射想爬起来，又想起来——她已经不算住在这里的人了。
第二天她比闹钟先醒。熬了小米粥，煮了鸡蛋，切了黄瓜条，炒了西红柿鸡蛋。灶台擦得能照见人影子，地拖了两遍，快递盒子码整齐。然后拉出行李箱。女儿听见拉链声跑出来，眼圈红了一圈，说你昨天才到，我又没说让你住旅社，那你住沙发也行啊。她蹲在地上叠一件针织衫，没抬头。
住沙发。一米五几的旧沙发。她站起身看着女儿：“我们家里那张一米八的床，床垫是我跑了三个商场挑的。你爸血糖高我天天盯着他少吃两口饭，他咳嗽一声我就把药端到跟前。我舍不得让他受一丁点委屈。那你觉得，你妈就该睡沙发？”
女儿眼泪掉在地板上。
她拖着箱子走到门口，女婿站在走廊里，睡衣扣子系错了一颗，挤出一句：“妈，我没别的意思。”她换好鞋：“我知道，你只是没把我当成自家人。自家人不会让丈母娘住五十块钱的旅社床位。”
大巴上她拨了老伴的电话。那边安静了几秒，说晚上想吃啥，我买去。没有追问，没有多余的话。三十多年了，这人早就摸透了她的脾气。
后来女儿打了好几通电话，哭着说女婿被骂了，同意她住家里了，可以买张折叠床搁客厅。她说，给我一间房，不用大，搁得下一张床一个柜子就行。我去的时候能打开箱子把衣服挂起来，走的时候不用每次都塞回箱子里。我是你妈，不是你请的钟点工。钟点工干完活走人，妈是来住的。女儿说家里确实没有多余房间。她说那就不去了。
这世上最远的距离不是苏北到杭州的三百公里，是一个母亲拎着箱子站在女儿家门口，发现那扇门里没有一寸地方写着她的名字。折叠床收起来就是个杂物，房间收起来，收走的是一个人待在那儿的底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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